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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因其公正、廉潔、為民服務的形象深入人心,曾被譽為亞洲最具專業、最精良的紀律部隊。而現在,他們的代名字是“黑警”,在最近香港“反送中”示威現場都能聽到普通市民指責其為“黑社會”、“知法犯法”。
從6月初爆發反《逃犯條例》修例運動以來,警民衝突愈演愈烈。警察執法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運動升級的關鍵,濫用武力、投訴無門、放任黑社會等質疑在社會上蔓延。
而同一時間,中國大陸“撐警”情緒高漲。不僅當局表示全力支持警察執法,媒體也大肆讚揚香港警察平暴有力,大陸社交媒體對香港警察幾乎也是一片喝彩。
BBC中文記者訪問兩地人民, 試圖呈現兩地對香港警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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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信任危機新低——“沒有警察才安全”
名校碩士畢業的黃小姐是香港本地長大,她對警察的印象主要來自影視作品。她說,以前想到警察,“腦中自動響起成龍那首歌'憑自我,硬漢子'(電影《警察故事》主題曲《英雄故事》),就是一種英雄形象。”
成年後,黃小姐有很多中學同學成為警察。有時聊到工作,即便會講到警察在灰色地帶時使用的手段,“會明白他們的難處,所以還不會反感。”
甚至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七名警察在暗處對一名社工拳打腳踢,黃小姐還覺得警隊尚能分是非黑白,因為“他們自己都會覺得是做的過火,不對。”法庭最初裁定七名警員傷人罪有罪,判囚兩年,今年7月二審改判其中兩人無罪,其餘五人維持有罪但減刑。
但是,到了現在,黃小姐對警察的信任程度極低,“低到覺得沒有警察才安全”。
。事後,有香港電視台用獲得的閉路電視錄像還原事發時序,對警察的放任白衣人的行為提出質疑,但目前沒有任何警官被追責。
黃小姐覺得,“太離譜了,照片和影片都有,怎麼可能沒人需要負責?完全黑白不分。”
後來發生警察在地鐵站釋放催淚彈,在近距離內發射胡椒彈等事件,並有一名女孩被疑受到警察的布袋彈射爆眼睛。不過,警方均以“最低武力”“特殊情況”為由爭辯,並稱需要進一步調查。
黃小姐認為這些不過是警方的說辭,她說:“警察已經失去理智,而且再怎麼過火、純碎的洩憤行為、無人性好像都會得到警隊高層支持,於是越來越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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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間瓦解”的港警形象
1980年代移民來香港的蔡詠梅參與社運多年。來香港時30歲左右,她總跟大陸朋友誇獎香港的法治,讚揚香港警察。她回憶說,與黑社會的“爛仔”(流氓)發生衝突時,即使被指著鼻子罵,警察也依然會冷靜、理性地對待。對於女性疑犯,會出動女警文明執法。
“這些形像在一夕之間瓦解了”,蔡詠梅說。
她回憶1990年代上街遊行時的場景,偶爾遇到警察刁難,但沒有發生過暴力行為。“遇到警察不開路或者刻意讓我們繞路時,我們會譏諷警察,說'你們是在向大陸的公安學習嗎?'”
她說自己也沒想到,現在真的言中了。
“沒有了政治中立,甚至為了鎮壓抗議運動動用黑社會。對(支持)一方慫恿、不追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反對)一方無情的打擊、殘酷的打擊、甚至是違反法紀的打擊。”
蔡詠梅說,香港警察本身就是香港司法體系的一部分,不能以任何藉口違反法治。她強調,“對法治社會最大的破壞不是來自民眾,而是來自政府。”
法律界限,那是真正的破壞法治。”
有示威者針對警察違反規定的行為予以反擊,進而演變成暴力衝突。蔡詠梅說,與擁有公權力的警察相比,示威者在此時承受的後果更嚴重:他們沒有警察的防暴裝備,身體上受到的傷害更重,並且將面對襲警罪、暴動罪等法庭制裁。
不過,她並不贊同“以暴制暴”的做法,她說,我會選擇站在警察面前唱《海闊天空》。
本月初,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隨機訪問1000多名18歲以上的市民。市民對香港警務處的滿意度評分由6月初的61.0分跌至39.4分,是2012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分。在使用武力方面,58%的受訪者認為警察在最近警民衝突中過度使用武力。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 Jeria)近日發表聲明,表示已經審視可信證據,表明香港執法人員使用低致命武器時違反國際標準及規範,並促請特區政府調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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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新聞封鎖和虛假信息氾濫的環境下,民眾幾乎一邊倒地支持警察。
7月30日晚,香港新界葵涌警署周邊發生警民衝突。一名光頭警長至少兩次舉起雷明登霰彈槍,上膛後瞄準示威者。這個動作遭到不少香港人質疑,稱衝突是由該名警察的魯莽鎮壓行為挑起,之後手扣扳機也有違準則。不過,內地媒體並未追問事件的前因後果,而是熱捧該警長,稱他是“英雄”。中國中央電視台引用他日本藤素 日本騰素 印度必利勁 萬力可
的一句話:“香港警察有能力處理這班暴徒,只恨他們亦是中國人,打不是,不打也不是。”
大陸人:從“吃瓜群眾”到“撐警派”
30多歲的大陸人張岭大學畢業後在江蘇從事軟件開發工作,她從6月反修例運動開始就在關注香港,主要從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獲取信息。她認為自己基本了解事件起因,也知道曾有百萬香港人上街爭取權益。不過隨著運動的發展,她從事不關己、只看不評的“吃瓜群眾”變成了支持香港警察一切行動的“撐警派”。
張岭明白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有遊行、集會的自由,她也能理解示威者在情緒激動時產生一些過激行為。她認為這是特區政府的事,香港警察有能力維持治安,也很快會讓社會氣氛平靜下來。
但當她看到香港人開始阻塞地鐵,影響市民上班,並且癱瘓機場時,態度發生了明顯轉變。
“因為自由,所以任由你上街,但現在你的自由已經損害到他人的利益了,就不能放任不管了,”張岭說。她認為,不影響其他人的生活,應該是抗爭運動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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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基層警員工會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發表聲明,譴責示威者以遊行示威、表達訴求之名“肆意作暴力及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稱這種行為“與蟑螂無異”。一些香港社運資訊平台與評論人士馬上指出,1994年非洲盧旺達大屠殺中,煽動屠殺的胡圖族領袖就是把他們所針對的圖西族人稱之為“蟑螂”。這些胡圖族領袖後來被聯合國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以戰爭罪行判刑。
張岭也在微博上看到此消息,但她並未質疑蟑螂一詞對於人性的侮辱,而是問到,“為什麼要把示威比作蟑螂來碾壓,那一定是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秩序混亂的生活。”
對於警察有選擇性的執法行為,張岭認為,警察本身就不應該政治中立。她說:“又不是世界和平警察、國際刑警,而是強有力的維穩的治安部隊。”
“警察拿著誰發的薪水就要為誰辦事。”
當被問到,政府給警察的薪水難道不是納稅人給的嗎?張岭說:“那些拿著美國人的錢出來反政府的(香港示威者),算人民嗎?該不該打?這是犯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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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撐香港警察,但我也質疑他們的行為”
23歲的吳同學出生於三代警察世家,他剛大學畢業,正準備參加大陸警察公務員的考試。他休假期間多次來香港遊玩,也在7月初尖沙咀遊行時偶遇遊行隊伍,向身邊的香港人了解情況。
他認為警察是一個神聖的職業,秉持保護人民的職責,“骨子裡的初衷是正直”。他幾次來香港都覺得比大陸的城市安全,因為“香港是國際都市,跟上海、小縣城不同,這裡的警察比大陸厲害。”
“香港警察不會亂來,會顧全大局”,這是吳同學對香港警察的印象。
不過,對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濫用暴力,吳同學並不認可。他說,即便是警察,也應該在有必要時質疑上級的命令。他類比他所在的城市出現公安局局長因貪污腐敗而被抓捕,被懷疑是執行了上級的錯誤命令。
“如果執行錯誤的命令,其實就是在犯錯”,吳同學說。
對於在執行命令時不佩戴委任證的行為,吳同學說:“編號就是你的身份,如果不戴編號,那暴徒也可以換你的衣服去做暴力行為吧?”
有香港警察擔心暴露編號會遭到網民“人肉”私人信息,並在網上散佈。記者問吳同學,如果是他,會怎樣選擇。
他想了一下,說道,會擔心家人的安危,但還是會選擇佩戴編號。
責。這是符合規定的事,我做的也是自己認為對的事”,吳同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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